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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安:北洋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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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安:北洋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
2017-08-08 11:55
马平安:北洋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

1907年,北洋集团借改设行省之机将势力移植东北地区。以徐世昌为首的北洋集团在东三省大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农、工、商、交、金融各业;普兴教育,发展文化事业;整顿军事防务,加强国防力董等。这些措施构成了清末东三省新政的主要内容,对清末民初的东北边韁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07年,东北设置行省,北洋集团借地方官制改革之机将势力移植东北三省。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以袁世凯、徐世昌为首的北洋集团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领域大力推行改革。这是北洋集团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写下的较为精彩的一笔,值得总结和研究。

一、转移北洋势力于东三省

1907年官制改革,北洋集团势力发展受挫。这次官制改革是对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一个严重打击。袁世凯原打算通过这次改革,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扩大自己的权力。不想,不但军机处未取消,责任内阁未设立,反而使自己的权势受到很大的削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这次改革中,新增设了陆军部。陆军部统一掌管全国的军队。袁世凯的政敌铁良被任命为陆军部尚书。第二,经过这次改革,袁世凯的许多兼职都已有名无实。北洋集团的发展遇到了严重挫折。对此,袁世凯当然是不满意的,但是,他认为,公开反抗是危险的,于是就决定退让一时,等待时机。这一时期,丢掉了大部分兵权的袁世凯心灰意冷,一度产生了放弃直隶总督而去就任东三省总督职务的想法。这实际上也是他想借官制改革转移自己的势力,重新夺回兵权的一步棋。事实上,袁世凯也早已有移植势力于东三省的野心。“向来北洋控制东北只在辽河以南地区,袁氏督直后,即着手规划奉、吉、黑三省全部。日俄战争结束,他就条陈统一东三省方案。”此时,丢掉刚刚成就的北洋各镇军权,袁有“失之东隅,收之桑隅”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事。事实证明了他在这一方面做得也确实比较出色。

第一,1906年日本在击败俄国把中国东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后,宣布从东北撤军。袁世凯见这是一个向东北扩张自己势力的绝好机会,于是赶紧向朝廷建议,要“派知兵大员赴东北接受地面”,并推荐自己的老部下张勋去担任此项重任。西太后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张勋统率着他的八营北洋巡防队开赴东北,成了北洋势力打入东北的第一个棋子。

第二,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东三省改设行省。经袁活动,北洋集团主要成员徐世昌成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吉林巡抚;段芝贵赏给布政使衔署黑龙江巡抚。这些人“都由袁世凯保荐,尤其段芝贵是袁的私人,差不多等于差官”。

第三,徐世昌以东北刚刚“日俄战定,两强势力,分布南北“且其开拓展布,有进无退”,亟须军队以重边卫为由,将刚由陆军部从袁手中收回的北洋军队奏请抽调第三镇全部、第六镇及二、四、五镇一部带往东北。从而将部分已失的兵权重新收归北洋。

第四,将北洋系大批成员移植东北。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等担任要职外,还有周树模任奉天左参赞兼领承宣厅,后升黑龙江巡抚;钱能训任奉天右参赞、藩司及顺天府尹;张元奇任锦州知府,后署奉天民政使;梁如浩任奉天左参赞;张凤台署吉林知府;金永署吉林宾州厅同知;邓达述任交涉司司使;谢汝钦任民政司司使;陈玉麟任度支司司使;黄开文任奉天劝业道;许世英任奉天高等审判厅丞;张国淦任黑龙江秘书官;朱启钤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吴笈孙任东三省铁路顾问兼充徐世昌私人秘书;谭延闾任奉天学务兼管东三省学务;金邦平以日本大学政治科毕业充总督府文案;陆宗舆任东三省盐务总监;郭则沄任奉天秘书官;陈振先任东三省农业试验场监督兼领高等农业学堂。此外,外交人才曹汝霖、章宗祥、陶大钧、李凤年、袁良、刘镜人、李家鍪、黄仕福等人也都于其时糜聚于东北。

这一时期,被袁、徐派往东北担任军政要职的北洋成员主要有:曹锟任第三镇统制、卢永祥任第五协协统、陈文运任第六协协统、王振畿任第一混成协协统、王汝贤任奉天第二混成协协统、聂汝清任第二混成协标统、张锡銮任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倪嗣冲任黑龙江民政使兼巡防营翼长、第三镇炮兵管带吴光新入奉天升任标统、张勋任驻奉淮军各营翼长兼节制东三省巡防各军、傅良佐任奉天督练公所参议并继充帮办吉林边防、孟恩远为吉林巡防营翼长、王揖唐为奉天督练公所参议并吉林兵备分处总办等等。

北洋这些军事官僚成员糜集东北,一方面避免了在京津遭受满亲贵族的打击,另一方面又使北洋势力进入了东北,而且通过对东北旧军、土匪的收编,拥有了诸如张作霖、冯德麟这样的勇将及军队,这对于北洋集团势力的保全并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东三省为满清王朝发祥之地,“三百年来例用丰沛人镇守”,自从徐世昌督东以后,“事权之重,为向来所未有“用人不关吏部,用财不关度支,练兵不关中枢。如是辽左设治,俨然析圭,北洋势力范围,遂包万里”。可见,袁世凯等人的算盘是何等的精明。

二、大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1、改革官制。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清政府采纳徐世昌的意见,对东三省官制进行改革于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每省各设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皆如各部堂官”。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授予钦差大臣衔,为东北三省最高长官。奉、吉、黑建行省,各设巡抚一员,为各省长官。三省公署堂印由总督佩带,巡抚为总督副手,以“收相维相助之效,而无内地督抚同城院司不和之弊”。因此,东三省巡抚与内地不同。为统一旗民事权,巡抚均兼副都统衔,以便措置而资坐镇。这样,在东三省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中,就废除了旗民两重制。

行省公署内分设承宣、谘议二厅,承宣厅“禀承督抚掌一切机要,总汇考核用人各事”。设左参赞一人。谘议厅“掌议定法令章制各事”,设右参赞一人,统领七司并率议员等研究行政事宜。七司为交涉、旗务、民政、提学、度支、劝业、蒙务等司。每司使一人,总办司事。

交涉司掌办理外交事务,下设互市、界约、和合、庶务四科。旗务司办理旗署各事,以军署原有户礼兵各司改并,下设军衡、稽賦、仪制、营造、庶务五科。民政司掌办理民治、巡警、缉捕等事,下设民治、疆理、营绪、户籍、庶务五科,自治局、工程局隶之。提学司办理教育等事,下设总务、普通、专门、实业、图书、会计六科,法政、师范高等以下学堂隶之。度支司掌办理财賦等事,下设会计、粮租、俸饷、税务、庶务五科。劝业司掌办理农工商、邮电、航路、垦矿等事。蒙务司掌办理蒙部各事。奉天辖科尔沁六旗,吉林辖郭尔罗斯前旗,黑龙江辖郭尔罗斯后旗、札赉特、杜尔伯特三旗。

因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清廷将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司,并增设巡警道、劝业道,因此,东三省各设提法司,掌司法行政,监督各级审判厅,调度检察事务。下设总务、刑事、民事、典狱四科。同时,将原奏之劝业司改为劝业道,并增设巡警道。

徐世昌等所奏“东三省行省官制章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奉旨“如所议行”。但在东三省中,因奉天规模颇具,事务至繁,拟请左右参赞及各司司使即准设立。吉江两省事务较简,拟先不备设。奉天设置行省公署各司后,十一月,徐世昌奏改黑龙江官制,先设民政、提法、提学、度支四司。十二月奏改吉林官制,设民政、度支、交涉、提学、提法五司及劝业道。

以徐世昌为首的北洋系在东三省所推行的官制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行政的隶属关系,创立了新的政治体制,为清末地方各省官制改革提供了新模式。

2、整顿吏治。徐世昌督东不久,即严惩贪赃枉法之官吏。据御史张世培及赵炳麟奏称,前奉天将军赵尔巽任用的史念祖办捐滋扰民众,军机处寄谕徐世昌査明事实真象。徐世昌借此机会派人清査惩办,并开始了整顿吏治、反腐倡廉的行动。这一整顿吏治的行动主要集中在奉天、吉林两省。在奉天省,徐世昌派奉天提法使吴钫调査核实腐败渎职之主要官员,对之进行惩治与奏劾。在吉林省,徐世昌密派吉林提法使吴焘査实具折弹劾的不法官吏。徐世昌对査出的贪官污吏均请一并革职,退出赃物,以戒贪污陋习。徐上任几个月,査清处理了几十个案件,切实地处理了一些贪污渎职的文武官员。从《请将史念祖等议处折》和《査明大员被参各款据实复陈折》中统计出:奉省被革官员20名、吉省16名。东三省的惩治不法官吏之行动虽不能说是完全彻底,但足以证明北洋系进据东北后确有振衰去弊、一新耳目之能力。这对东三省的吏治整顿无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①徐世昌对自己此项改革的成就甚为满意地说:“东省吏治日见起色,从前贿缺卖差,侵吞公产视为份内者已扫除净尽。”这在一定程度上惩治了腐败,成为北洋派在东三省改良政治的先声。

3、增设郡县。其要旨在加强边疆地区的地方政权建设。东三省实施新政期间,总计增设了7府、12厅、2州、7道、10县。其中,奉天省增设了长白府、长兴州、洮昌道、临长道。吉林省增设了绥芬府、延吉府、临江府、珲春厅、东宁厅、绥远州、珲春兵备道、三姓兵备道、和成县、穆棱县、富锦县、汪清县、额穆县、桦川县、宝清县、勃利县、饶河县。黑龙江省增设了黑河府、胪滨府、佛山府、瑷珲直隶厅、呼玛直隶厅、漠河直隶厅、呼伦直隶厅、室韦直隶厅、舒都直隶厅、萝北直隶厅、乌云直隶厅、东陆直隶厅、春源直隶厅、瑷珲兵备道、呼伦兵备道、兴东兵备道、鹤岗县。在设立府、厅、州、县的同时,东三省副都统全部裁撤,结束了八旗军署的统治。这样,在东三省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中就废除了旗民两重制。当然,上述工作的完成也包括了锡良的督东时期。

4、实行行政司法分权。徐世昌在厘定东三省官制时“首以行政、司法分权为要务”,奏设三省提法司管理司法事务,并筹办各级审判、检査厅,定各级审判制度。设奉天高等审判厅于省城,设地方审判厅于承德,附设地方检察厅和初级审判检査厅,“以为司法独立之基础”。奉天、吉林省城最先设立了高等、地方、初级审判厅和检査厅,后又在抚顺、新民、营口、长春、农安等地设立了相应的地方机构。为了明确讼诉、审判、检査、旁听、上诉的程序,徐世昌还先后制定了《提法司分科职掌大纲》、《各级审判厅办事规则》以及《各级检査厅办事规则》。虽然东三省的司法当时还处于过渡阶段,“仅有分立之机关,以云独立,则未也”。但是,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刑事向由地方官裁判”,“往往听断不慎,百弊丛滋”的情况。到宣统元年(1909),奉天已设立各级审判厅、检察厅达17处;吉林省各级审判厅计24处;黑龙江亦设审判厅3处。

5、成立省谘议局和府州县议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清政府谕令各省模仿西方议会形式设立谘议局,作为“采取舆论之所”,“俾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当年11月,奉省谘议局成立,不久,更名为谘议局筹备处,由官办改为绅办。次年6月,奉省完成谘议局选举。继之,此举在吉、黑两省也先后告峻。成立府州县议会,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议员名义上由府州县各级选民选举,实际上是由地方官指定。议会根据有关章程规定,选举议长,定期开会,为地方兴利除弊。尽管徐世昌在1909年7月已经离任,但这些改革的基础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徐世昌的继任者锡良说过:“整顿三省,抵制外人之计,仍不外将前督徐世昌所筹各事赓续办理。”实际上,在徐世昌督东期间,“预备立宪的政治各省尚未能施行,东省就办到了不少”,“大凡预备立宪的政体全都布置得极为周密”。徐世昌所主持的政体改革是清末地方政体改革的成功者之一,也是清末北洋集团实力与能力的一次良好展现。

三、振兴实业,大力发展农工商交金融各业

1907年,徐世昌受命担任东三省总督一职,当时正值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俄国等列强全力侵略东北,经济是其入手的一个重要方面。徐世昌在《密陈考査东三省情形折》中说:兴举百务,全资财政。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用款千万;日本建南满铁路用款亦达5000万元,这并非他们的财政雄厚,而是经营有方所致。“而我则现钱匮乏,银元停铸矣,铜元限制矣,举三省万里之广,北用俄钞,南行日币,以我实货,易彼虚褚,官无抵制之法,民有信用之心,而我官商所发生之钱贴,则真伪纷歧,流弊错出,意在利国,适以病民,则财政又尽坏矣!”今军政虽撤,新派领事,则自韩国调任,“隐以待韩者待奉”。“揆度时势,必须大加改革,于用人、行政诸大端,破除成例。以全国之人力财力注重东陲,乃可望补救挽回于万一。”

由于外人肆行侵略等种种原因,以致东三省财政极为困难。徐世昌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方今帑藏空虚,计臣仰屋,固无大宗的款,可供经营三省之用,而东南各省偏灾时告,民不聊生,又屡经搜括,脂膏殆尽,自嗆不暇,遑论他顾?”东三省财政历年入不敷出,属受协省份,全国各处应解款数,已达400余万两白银,而官俸、练饷、旗饷的支付,工程、电线、恤赏、川资、测绘、调査、外宾应酬等所需经费,又万不可减。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例:奉天省共收入530多万两白银,支出780多万两;吉林省收入270多万两,支出500多万两;黑龙江收入80多万两,支出190多万两。出入相抵,不敷甚巨。

面对这种困难形势,徐世昌采取措施,致力于发展东北经济。他首先从金融入手,以图打开局面。

1、金融业方面。早在1904年,徐世昌就曾参与清末币制改革。《徐世昌年谱》上说:“外务部迭次与美经济专家精琪商讨币制,公皆与议。”任东督后,徐世昌仿袁世凯在山东、直隶推行的经济政策,创办银行业,借国债4000多万两白银充实银行资金,并着手改革奉天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广信公司和黑龙江官银号“成本薄弱、纸币充盈”的局面。在沈阳设大清银行,将奉天官银号改为东三省官银行,统属大清银行,并规定东三省银行经营的业务为代理省库,发行纸币,以及汇总、贷款、存款、买卖粮食和生金银,发行各种债票、债券等。

东三省资源丰富,但若要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尚需起动资金。正如徐世昌所说:“办事多则用款巨,区区就地之款,尚不足经营之用。与其省事惜费,而为人擭取,毋宁设法筹措,而冀以图存。”“故应需之款,不能不合全国之财力以相筹划。外债之借,国债之筹,巨商大贾之所招徕,欧西公司之所输入,皆应议定办法,不可后时。固非就地筹款之恒言所能了事,亦非减员司、节经费、罢工程,如内地照例支用之所为,遂能自存于两大之间也。”为了筹集资金,徐世昌“先商准度支部奏拨上海镑价盈余三百万两,以为开办之用,并奏准由东三省督抚自行筹募国债公债或向各国借款数千万,兴办要政,另请旨严催山东、两淮、江苏、临清关等处历年所欠协饷,以济急需”。

由于筹集国内资金不足用度,故徐世昌对外资十分重视。他提出:先借国债4000万两,设立三省银行,目的首先是流通财政,划一银币,再就是为各项商业筹集款项,兼为筹办林矿渔垦工艺各项实业。不仅如此,徐世昌还进一步提出开放商卑的主张。他指出:“约开商埠,实因铁路附属地皆已占去,故现拟不限租界,以商埠为开放之先声,但能受我范围,无失主权,且籍以招致西商,暗图抵制。”后来,葫芦岛的开放,即与此有关。

2、农业方面。有了一定的资金保证,徐世昌遂大力发展农工商业。徐世昌十分重视农业。东三省“其地苦寒,不知种麦”。徐世昌从国内和日本、美国调取各类麦种在奉天试验,从中挑出适应气候和产量高的在吉林、黑龙江广泛推广,结果当年即有成效。三年后,东三省遍地皆麦,除自给之外,还向境外输出。东三省人民对徐世昌此举十分感激,称他为“麦之先农”,“在公犹其小试者也”。为了推动农业的改良,徐世昌专门设立农业试验场。徐世昌充分认识到商品农业的优势,故而力主农产品出口。“农业自然之利,向以出口禁严,民多观望,公首弛小麦粮粟出口之禁,民间获利顿丰。”1908年,东三省大豆出口贸易兴盛后,三省农业有了明显进步。不仅如此,徐世昌还从澳洲引进了良种羊和拖拉机等新良种和新农具,这无疑对促进东北地区农牧业的近代化进程起了积极作用。除了以上措施外,徐世昌还提出移民屯边的计划,并付诸实施。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后,认为“徙民实边”是“充实内力”的“要义”,关系到东三省的安危和中国的前途,决心“创办屯垦,以兴地利而固边圉”。东北密山盗匪丛聚,私垦面积极广,徐世昌一方面上奏请示设立密山府以便加强管理,另一方面为开垦千里沃野,设立农垦局,招集丁壮、开垦土地,充实边疆。当然,徐世昌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多的困难,他打算移民,而无经费;请求免去车费,又为部议所阻;迁犯人携属而往,又准而未行。面对这种情形,他先在嫩江沿岸调拨退伍兵从事开垦,预算所需,更番推广。这种屯荒与戍边相结合的办法,可谓一举两得,效果显著。

3、工业方面。工业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对此,徐世昌用力最著。他期望通过对工业的努力,以达到他所谓的“以兴实业,而挽利源”的目的。他在奉天设矿政调査局、农业试验场、森林学堂、种树公所、工艺传习所、官牧场、硝皮厂、官纸局等;在吉林设矿政调査局、农林局、印刷局等;在黑龙江设矿政调査局及劝工陈列所、工艺学堂,创办布匹、火柴、肥皂、玻璃等工厂。徐世昌又整顿了松、黑两江的邮航,调査了长白、珲春的林区,发现矿产非常丰富。在本溪湖允许日方与我方合办矿业。因漠河、观音山、呼玛尔河开采矿山,用人不得力,效果甚差,徐世昌特派矿师前去检査,另拟计划开采。吉林佳矿甚多,除金矿之外,复试办铜矿。黑龙江省甘河煤苗甚旺,亦有开办。凡有商人呈请开矿者,都由官方派人前去勘矿场验其资本并保护之。此外,徐世昌还鼓励东三省工矿企业以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形式吸收国内外资金,以谋求进展。由于徐世昌的政策倾向,致使东三省工矿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公私交便,乃得畅销,收款盈溢”的大好局面。这为后来东北成为我国的工业基地奠定了基础。

4、商业方面。随着农业、工业的发展,东三省商业也有了明显的起色。徐世昌认为:繁荣东三省商业之关键在于利用其有利条件发展对外贸易事业。而外贸所资,必须有经冬不冻之口岸。因勒得锦属之葫芦、菊花两岛,屡饬工履勘,并令招商局派轮行驶,谂为可用。东三省的对外贸易,在徐世昌经营之下速度增长很快,从东三省外贸出口额来看,1909年比1907年约增长两倍之多。这显然是与徐世昌在东北时的努力分不开的。

5、交通通讯方面。徐世昌任上对此亦颇有作为。东北铁路是日俄侵略重点所在。西伯利亚铁路横贯北满,东淸铁路直达旅顺,一纵一横,名义上虽为合办,实则主权在于外人。日俄战后,情况又有变更,过去俄国一统的局面,转为日、俄分掌。“宫厥之近,且筑小铁路,而抚顺、同江等处之因载煤运兵增筑铁路者,更莫之能遏矣。”“凡铁路由军队经管者,遇我商旅,率如奴隶,偶失车票,则执缚浇水,尽情凌虐。”

面对日俄的凌侵行为,徐世昌十分不满,竭力交涉,以保护中国的路权。他说:“査东清铁路公司章程内载明,铁路必需地段,专为铁路之用。该俄商等在东淸铁路界内海拉尔地方倡办自治,又在哈尔滨铁路界内设自治会,实与该项公司章程显相违背。且详阅所定规则,皆属瞥察权限内之事。前经本部与贵大臣议定:凡铁路界内各站,俱应有华官添设巡警保卫地方。该俄商等安得在海拉尔、哈尔滨等地方铁路界内,开办地方自治,相应照会贵大臣迅即转饬査阻,将该项自治章程撤销,仍照原议各办铁路各站警察。并望见复为荷,须至照会者。”由于徐世昌交涉有力,态度坚决,俄方不得不在1卯8年3月8日同意与中方议写大纲十八条,承认东清铁路界内中国主权,中外人等有平等选举权,议事会责成公举,不分中外。至此,徐世昌自觉无余憾,为之欣慰。

徐世昌一方面与俄方交涉东清铁路问题,另一方面又着手筑路,对抗日、俄。他原拟建新民经法库、辽源至齐齐哈尔的铁路,遭日人阻挠,故又改建从新民西经朝阳、洮南经嫩江至齐齐哈尔的铁路,从而一举改变了哲里木盟十旗“道路不通、商旅裹足”的落后状况。《徐世昌年谱》上记载:“当日分段筑路计划,首及锦洮,次及洮齐,此路果成,则南北脉络贯通,全势斯振,情乎末克实施也。”如果徐世昌不过早调离东督,相信东三省的铁路事业还会大有进展。另外,徐世昌在东督任上时还架设电线6000余里,收回日俄电线3000余里。对东北通讯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事业

教育上,徐世昌督东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前人的基础上除旧布新,包括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废科举、兴学堂,创办图书馆和报刊等。

设立教育行政机构,是实施新式教育的基础。徐世昌认识到“学务之盛衰,视乎行政机关之完密与否”,所以各省官署无论繁简,均设提学司督办劝学所和新学堂。据统计奉天学堂三十三年以前,凡40余所,三十四年增至到2100余所;吉林学堂三十三年凡40所,三十四年增至180余所;黑龙江学堂三十二年凡30余所,三十四年增至150余所。改良私塾之数不余焉。”1907年,三省学堂才110余所,到1908年,三省所建学堂已达2430余所。连教育落后的黑龙江亦是“专业、实业、师范、普通各校灿然具备”。教育行政机构初名学务处,后改名为学务公所,为“振兴教育”,“开通民智而立治基”而设,是“提学司使行政之所”,“一省学务之总汇”。各府厅州县设立视学官。奉天省学务公所还设立教育官练习所,选聘外国教师讲演教育学,教授管理法及教育行政学等制度。劝学所是各府厅州县设立的学务总汇之所,以地方官为监督,本地士绅充任总董。每学区设劝学员一名,负责本学区筹款兴学等事。此外,还有宣讲所,派宣讲员到各地宣讲,以“开通民智“补国民教育之未逮”。

奉天省还设立教育总会,各府厅州县设立教育会,为间接辅助教育机构。省城设立小学总査所,委派员绅逐日亲往各小学学堂切实考査,将各项管理情形及应行改良等事,随时呈报。吉林省设立了小学教育研究会,选派会长、评议员,定期召集各小学堂教职员及简易师范学生开会,研讨管理教授等法。徐世昌认为“欲教育之普及,必从改良私垫始”。他又和吉林巡抚陈昭常商定,在省城成立私塾改良会,定期召集塾师到劝学所听讲。

举办学堂。东三省学堂,一般分为师范、普通、专门、实业四类。在普通类中,又有中学堂、高等小学堂、两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女子学堂之别。

奉天省创办学堂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俄战争期间停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省城设两等小学堂,以及师范简易科传习所。在省城、锦州府两处设立中学堂。这些学堂设备简陋或借用庙舍,或租赁民房”,“困难情形,为各省所罕见”。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后,小学堂日渐增多,师范传习所也次第添设。光绪三十三年(1907)徐世昌督东后,省城添设优级师范选科及初级完全科,辽阳、新民等处渐次成立师范简易科。还整饬小学,酌拟乡学简章,课程规制逐渐统一。实业学堂有省城格致专修科艺徒学堂、女子美术学堂、营口商业学堂、铁岭工艺传习所、同江艺徒学堂,这些学堂亦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创设方言学堂,择中学堂程度较优学生入学,分别学习英、日、俄各国文字。后来,方言学堂改为奉天髙等学堂。继又设蒙文学堂,招收蒙古王公子弟入学。此外,还有八旗农业讲习所、满蒙文讲习所,为专教旗丁而设,也属于实业专门类。

吉林省,光绪三十年(1904),将军达桂改书院、义学为全省师范学堂,以及五关、昌邑、长白山各小学堂,改课吏局为法政馆,在省城外设立外国语学堂,普通、专门类学堂由此产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法政馆为政学堂,改外国语学堂为方言学堂,设立中等实业学堂暨初等农业实习学堂各一所,在吉林府劝学所内增设博物标本实习科,实业教育由此才有规模。全省初级师范学堂创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分完全、简易两科。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创办女子师范学堂,并设保姆班。

黑龙江省,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立高等小学堂2所,三十二年(1卯6),增加到34所,其中有专门学堂3所、师范学堂3所、女子学堂2所。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官立学堂达157所,专门、实业、师范、普通4类都有。

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天选派学生70人赴日本学习师范及法政,从此留学人员日益增多,自费赴日本学习瞀监法政的多达200余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选派女子师范学堂学生37人去日本留学,此后自费赴日女留学生也逐渐增加。吉林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选派学生赴日赴俄留学,学习师范、法政、警监等。后来,也有女生自费留学。

建立图书馆。奉天图书馆筹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建成开馆。最初分存储书、观览各室,参照日本成法,广购各省官私刻本,及东西洋科学图书。后来,又设总理、庶务、会议、管理、书记等员,图书分为法治、文史、数理、农工商、欧美日本译书等类,并代卖图书,减价发售。光绪三十三年(1907),黑龙江图书馆建成,馆藏经史子集并东西各国图书译印精本。馆内设有古物保存会。此外,为了“推广军学”,“增进军人之智识”,还设有东三省军学图书馆。

创办报纸。徐世昌督东期间,官方创办的报纸主要有《白话报》、《东方晚报》、《教育官报》、《黑龙江官报》等。这些官方报纸多以开通官民知识、鼓吹宪政并提倡实业、开拓利源为宗旨,切实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

五、整顿军事防务,加强国防力量

日俄战后,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俄两强,南北分据,一以关东州为基地,一以哈尔滨为中心我拥领土之虚名,彼攘主权之实力”,东北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势力进入东北,实际面临着能否担负起加强边疆防务的重任。对此,徐世昌等北洋领导人,苦心焦虑,亟思图救,在短短的 两年时间里,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

首先,设立了三省督练处,总辖三省兵事,“办理开练新军,振兴兵学,整顿巡防各事”。督练处设有督办、会办、总参议、总办、分驻各省帮办等员。其中,督办、会办由总督、巡抚分别兼任。督抚直接控制着军队的指挥调度,从而使督练处成为统一三省的军政机关。督练处在管理军队训练和作战演习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东三省军事混杂散漫的状况有所改变。

其次,徐世昌督东后,还陆续开设和兴办了东三省讲武堂、陆军军医局、陆军小学堂以及东三省宪兵学堂。其中,设于奉天的东三省讲武堂是当时全国较有影响的讲武堂之一。这些军事学校的设置,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为东北军队的正规化、近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同时,为了改变东三省军队杂乱无章的状况,徐世昌还对奏调来的陆军第三镇和两个混成协加以整顿,将赵尔巽所练的协巡步队一营、炮队一营,编为奉天陆军第一标;把旧有巡防各营编为奉天第二标;对吉林原有步队一协加以整饬,使归一致。这样,“共计陆军一镇三协两标,人众将及三万”。不仅如此,徐世昌还重新整顿改编了各地巡防队,使之整齐划一步伍操练,一依新军章制”。巡防队每省各分5路。奉天省每路马步9营,前后左右四路各6营;黑龙江省每路马步4营,前路增加卫队,马步3营。总计东北三省共有巡防队101营。另外,还有水师3支。营口巡防舰队,有安海、绥辽两兵舰,巡逻海面;奉天河防船队,有巡船10艘,巡视辽河;松花江水师,有木质炮舰7艘,巡视松花江。徐世昌为了严肃军纪,还设立了宪兵队。为了方便行军屯塞,熟悉形势山川道里,又设立了测绘队。徐世昌的这些军事改革,不仅改变了东三省以往军事上“名目复杂,头绪纷繁,器械即属参差,操法亦未一律,统率不一,散漫无纪”的现象,而且使东北地区从此有了近代化的军队。与日俄战争前相比,东北军队在数量上,尤其在质量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改进,军事力量有所加强。这显然是与徐世昌等北洋集团领导人的努力经营分不开的。

历史事实表明,“日俄战后的东北防务之所以有所改观,主要是得力于这一时期清廷所任用一批有所作为的想干一番事情的人物”。这批人主要是北洋系的徐世昌、唐绍仪、程德全、姚福升、吴禄贞、宋小濂、傅良佐等人。徐世昌在任两载,始终以抵制日俄为方针。他充分认识到东北“地广而荒,启人觊觎”的形势,“维垦地殖民为筹边第一要义”。“鲑议从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吸收汉族移民定居该地区。”注重对沿边一线的经营。另外,他在<上政府条议〉中指出:交通、矿业、森林、渔业、商运、工艺等均为“外人之所眈眈逐逐者”,须尽力争之。他还主张“借西人实力以牵制”日俄。在他看来,广辟商埠,实行开放,广招欧美商民以均其势,是挽救东北危机的重要途径。袁世凯、徐世昌还派遣时任奉天巡抚的唐绍仪访问美国,企图联美以制日俄。在徐的支持下,以联美制日俄的新齐铁路计划应运而生。在徐世昌的支持下,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从沙俄手中收回瑷珲的工作。1907年,他推荐姚福升担任瑷珲副都统,二人竭心尽力,终于在同年4月迫使俄军从瑷珲、小黑河撤走。

日本侵入朝鲜之后,肆意扩大所谓“间岛”的范围,意图侵占我延边一带。徐世昌命令吴禄贞、傅良佐等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在有关领土或人民主权的问题上我们不应作任何让步”,致使日人贪欲之心无所逞其技。1907年11月,北洋将领陈昭常在徐世昌的授意下甚至派兵到天保山银铜矿,驱逐了私行开采的程光第和日本人中野二郎,并设立警察分所监视日本人的动向。

沙俄侵入东北后,以铁路需要为名,通过各种方式,占地、采矿、伐木,无孔不入。在徐世昌的支持下,宋小濂经过努力交涉,终于迫使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在1907年8月在占地、采矿、伐木等问题上与中方达成了协议,对沙俄的侵略活动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以徐世昌为首的北洋集团在东北军事与防务上所做的这些努力,对清末军事近代化与边疆防务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是北洋系在东北运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清末北洋系在东三省的运作可以看作是东三省走向近代化过程中迈出的关健一步。它第一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的特殊政治体系,使之彻底从封闭的“龙地”中走了出来,跨入行省行列,进而给东北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其次,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扼制了日、俄的侵略。辛亥革命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东北时局多乖,日、俄侵略势力勾结满蒙反动王公,多次制造事端,企图分裂东北,但均遭失败,这与北洋集团在东北打下的基础有着一定的关系。同时,北洋集团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有效改革,如“筹办移民、开辟垦矿、振兴林业、修筑铁路、铸造银铜币、设立建筑公司、举办地方改制各事”,以及建立“巡警、劝学所、农会”等事宜,对于发展本地区经济、改良本地区的社会风气均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北洋集团势力进入东三省,是该集团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它保证袁世凯夺权时期东北地区的安宁,也造就了日后自称“北洋袍泽”的奉系军阀,从而对清末民初的国内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马平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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