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塞拉利尼给全球科学界的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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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尼给全球科学界的一封公开信


吉利斯-埃里克 塞拉利尼

（其他起草人的名单附后）

塞拉利尼等人发表的报告及其招致的媒体关注，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在一个被大公司主导的世界中，科学所面临的挑战，究竟是什么挑战？

第一、一项备受攻击的风险研究

塞拉利尼和同事遭受的，不过是最新的一轮有组织的攻击。最近几年发生过的同类事件中，包括有：

伯克利大学当时的助理教授Ignacio Chapela 所做的关于墨西哥转基因玉米污染的报告(见Quist和Chapela在2001年报告)，他因此遭到了来自互联网浪潮般的污名攻击；据报道，那一次攻击是由黑客公关公司(Bivings Group)负责策划实施的，这家公司常受雇于孟山都公司，提供孟山都公司所需服务支持。

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阿帕德.普兹泰(Ewen and Pusztai, 1999a)因发表了转基因土豆问题的研究报告后，被迫终结了学术生涯。是英国皇家学会下了封口令，强制他退休、并没收他的数据，目的是不让他继续做研究(见Ewen和Pusztai在1999b; Laidlaw在2003年报告)。

转基因公司还采用人身暴力，最近的一次施暴是针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分子胚胎学家安德烈斯.卡拉斯科教授（Andres Carrasco），因为他的研究报告中告诉公众，发现农达中的草甘膦成份存在对人畜健康有危害风险(见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10年报告)。

因此,公众就不用奇怪为什么在2009年，第一次直接致信美国环保署、批评大公司控制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研究的那26位昆虫学家，他们提交的是一封匿名信件( 见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10年报告)。因为他们若署名可能会丟失工作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第二、科学媒体的责任

一个很重要但很少被注意的问题是，转基因公司给科学界施加压力时，常见到科学媒体身影(见Ermakova在 2007年的报告; 见Heinemann和Traavik在2007年的报告; 见Latham和Wilson在,2007年的报告)。

最近 Gilles-Eric Seralini（塞拉利尼）等人的有关转基因玉米饲养小白鼠二年后的毒性科学报告在网络上公开发表后，来自名望最高的报道科学问题媒体，如《科学》，《纽约时报》，《新科学家》，还有《华盛顿邮报》，全都无一例外地展示媒体在批评与反对声中评论“中立性”，它们几乎都不让支持意见刊发(见Carmen在2012年的报告; Enserink在2012年的报告; MacKenzie在2012年的报告; Pollack在2012年的报告)。而那些影响力可能差一点的媒体，如：《英国每日电讯报》，公众发现可能听到对这个研究的支持的科学观点(见Poulter在2012的报告)。

第三、误导性媒体报道

以往针对研究转基因风险问题的报道，转基因公司最拿手的媒体公关手段是：声东击西、鱼目混珠——让批评意见出现时像一条“青熏鱼”，云里雾里讲不清、很容易被调转方向，或直接就是谣言。

所以， Gilles-Eric Seralini（塞拉利尼）等人在2012年公布的研究报告，尽管是运用常规研究方法，却被媒体暗示为不靠谱、是假冒的科学，而那些之前转基因公司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却是正确的（见上面引述的那些科学媒体2012年发布的相关稿件）。

这些媒体采用的误导性媒体报道手法，令非专业读者感到了疑惑和迷惘。

例如，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Tom Sanders被引述说：“这种实验鼠特别容易罹患乳腺肿瘤，尤其是在不限制摄食量的时候” (见Hirschler和Kelland在2012年的报告)。

但是,Tom Sanders并没有指出，也许他确实不知道，几乎所有的转基因公司自己做喂养实验用的也都是这种试验大鼠,名叫SD鼠(例如： Hammond 等在1996, 2004, 2006的研究以及MacKenzie等在2007年写的综述)，并且在那些实验中，摄食量也不受限(例如Malley等在2007年的报告)。

Sanders的评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的观点被广为引述，而且他的说法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下面的科学媒体中心策划的，针对 Gilles-Eric Seralini（塞拉利尼）等人的研究报告最有组织的回击论点之一。这个科学媒体中心正是长期以来一直在封杀对转基因作物安全异议争论的操盘手，出资人正是生产转基因作物种子和杀虫剂的公司。

第四、失责的监管者

我们认为，在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争议中，管理者失责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包括，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美国环保署（EPA）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它们当年制定的转基因作物安全规制，在今天由科学界去检测转基因是否存在有危害时，确实用处不大。

事实上，转基因产品没有做过什么严格的毒理实验，已做过了的检测项目，数量也是非常小，全部检测都由申请者或者它们的代理机构提交。

更严重的问题是，目前的规制要求太简单，所依据的不过是转基因公司的一些假设(RSC, 2001)，按照转基因公司那些设计去干，除了目标基因的性状外，由异源基因插入之后而导发的绝大部分基因表达改变，都可以轻易逃脱检测(见Heinemann等在2011年的报告;见 Schubert在2002年的报告)。

普兹泰等人（Puzstai 2001）根据试验结果曾经指出：全面的、完善的动物喂养实验，是检测转基因非预期改变的最佳途径之一。然而转基因产品获得监管机构批准时，却无需这些喂养实验结果！

按照现有的这种规范发表的论文是否具有科学可信度，已经遭到科学界越来越多的质疑(见Domingo 在2007年报告; Pusztai等在2003年报告和Spiroux de Vend mois等在2009年的报告)。

例如，施奈尔（Snell）等人在2012年就曾做了一个96天以上的转基因试验，试验共有12个测试项目，在这项多代实验结束后的研究评估结论认为：“这些实验很多设计不当，难于进行统计分析……最重大的不足是：缺乏相同基因序列（对比），统计可信度弱，而且没有做重复实验……”

批评者质疑Gilles-Eric Seralini（塞拉利尼）等人报告的实验设计和分析方法，同样的质疑对于不以风险为目标的研究项目也同样适用，但是后者却被堂而皇之地放过。

因此，监管机构在审批转基因农作物申请时，这些完全失实的信息就会让监管机构得到错误信息，令当前的监管规制涉及安全性判断时，没有以安全性实验数据做依据。这对于科学监管和社会公众生命安全来说，最终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问题。

第五、科学与政策

一些国家的政府决策机构在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科学问题上己惯于踢皮球。

例如，加拿大皇家学会应加拿大政府要求而做的一项研究，暴露了转基因管理中的无数弱点（见RSC在2001的报告），加拿大政府却不能认真回应许多认真的建议（加以改进），如安德利在2006年报告所描述。

由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400名专家，花了6年时间提出的专家建议指出：转基因作物不适用于全球的农业发展，加拿大政府的决策机构也断然拒绝这份报告的观点。声称是依据科学实验而做出决策的政府，其实只是选择性地采用对转基因公司利益有好处的研究结果。

第六、结朿语

当转基因作物的既得利益者面对不利于自己的科学研究结果公布时，都会竭尽全力传播不讲道理的质疑。

当政府监管机构仅仅从科学发现中挑选和利用某些对自己有利说法以获得政治利益时，他们就是在伤害公众对科学研究方法的信任、就是在伤害对科研机构的信任，同时把公众健康置于风险之中而不顾。

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检测是基于科学的监管规制、以及科学研究程序设计，这一切是否能够实行，完全取决于科学家群体是否真诚地献身于公众利益、是否整体忠于科学操守。

假如把这一切反过来，让转基因作物这个科学产品的安全性评估从一开始就作弊，仅仅是朝向投资方、研发者的利益倾斜，而且转基因作物公司还依靠慎密有计划地压制独立第三方科学家、从公众利益出发所做的研究结果公开。可以预期：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检测根本不可能会有诚实、理性或者科学的结论。 (Authors listed be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