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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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记录
　　　　 所谓生化战争，是指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做为杀伤敌人手段的战争。使用生物武器作战称为生物战，使用化学武器作战称为化学战，不论生物战还是化学战，都是极为残忍的和不人道的，是国际公约所严格禁止的。
　　
　　　　 1.那么，什么是生物武器呢？
　　
　 生物武器是由生物战剂制品和施放装置构成的一种作战武器。这种武器不是靠物理能量（如刀剑的穿刺力、火药爆炸释放的破坏性动能和热能以及弹丸片高速飞行中的杀伤力）来杀伤敌人，而是根据某些生物制剂对人、牲畜及农作物、生态环境的致病、致残和其它破坏能力来杀伤敌人，这里所说的生物战剂种类很多，可供选择应用于实践的就有160种之多，但被普通使用的种类以炭疽杆菌、马脑炎病毒、肉毒杆菌毒素和葡萄球菌肠毒素、黄热病毒、布鲁士杆菌、土拉杆菌、Q热立克次体等等，大约有近40种。历史上曾“声名显赫”的生物战剂还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天花病毒等等。上述这些生物战剂配合以投放装制和施放手段——如飞机播撒、炮弹发射、水和食品污染以及昆虫传染等等——就变成了生物战武器。现代生物战中把生物战武器投放到敌方区域（战场和后方）。通过生物制剂的强感染力来致使敌方人员（战斗人员或者非战斗人员）因感染上致病细菌或病毒，从而大量杀伤或减弱敌方的作战能力。根据生物战剂的危害程度，可将其分为“致死型”和“失能型”两大类。致死型战剂可导致敌方人员大量死亡，有效率（死亡人数占总感染人数的比率）平均在10%以上，甚至多大50—90%。这类战剂主要有天花病毒、霍乱弧菌、伤寒杆菌、炭疽杆菌、黄热病毒等，杀伤力是非常大的。而“失能型”战剂主要能使感染者失去作战能力和生存活力，短期内不会产生大量人员死亡，平均有效率在10%以下。这类战剂主要有Q热立克体，马脑炎病毒等。
　　
　　 人类使用生物武器来杀伤敌人的战剂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在古代，人们往往把人或动物的腐烂的尸体扔在敌人控制或即将占领的地区的水井和河流里，使水源污染，致敌生病，丧失战斗力，这就是最早期最原始的生物战手法。这种手法往往非常凑效，因而刺激了那些罪恶的战手狂人们的邪恶灵恶，他们变着花样的搞出不断翻新的生物战手法，从而使这种肮脏的战争手法逐渐演进，日臻发达。
　　
　  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使用生物战手段的实例发生在公元1364年。有一次，鞑靼人围达克里杀亚东海岸的卡发城，由于久攻不下，鞑靼人便把因患鼠疫而死亡的人的尸体投掷到热那亚人固守的卡发城内，从而使鼠疫在城内迅速传染，这导致热那亚人大量死亡，不但最终使热那亚人丢失了城池，更为严重的是，疯狂的鼠疫随着热那亚的逃亡者传遍了欧洲，使2000多万人死于非命！而400年后的北美大陆，又有人如法炮制，1764年，英军驻北美总司会阿默斯特指使他的部下亨利.博克特上校在围剿印地安人的战争中使用天花病菌。于是博克特命令士兵把沾染了天花病菌的毯子和手帕等物品做为英军表示“和解”的礼物赠送给善良的印地安人。这使得天花病象魔鬼一样迅速吞噬了俄亥俄州的每一个印地安人的部落。印地安人世代居住的美好家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纯净的空间。
　　上个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列强国家凭借着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工业制造实力使生物武器的研制和使用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峰期，并且，帝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的罪犯们毫无顾忌的在侵略战争大量使用生物武器，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日本军队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就曾大量制造和频繁使用了生物武器，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的屠杀，1940年10月4日，日军飞机在浙江省衢县上空投放鼠疫制剂。3周后又在宁波上空重演故技，这两次犯罪致使我和平居民因传染鼠疫而大量死亡。1941年11月4日，日军飞机又以同样卑鄙的手法在湖南常德上空投放鼠疫沾染品。7天之后便导致该地区鼠疫流行。而更加罪恶的行经是日本关东军的“731细菌部队”在我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从30年代起，这支不可饶恕的魔鬼部队便进驻哈尔滨南部一个叫“平房屯”的地方，开始了他们野蛮的兽行。从1932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10多年时间里，“731部队”在他们的首领石井四郎的率领下，利用他们强行抓获的我国同胞和战俘做活人人体细菌实验，直至把人活活折磨死！更惨无人道的是，他们为了获得所谓的“实验数据”，居然抓捕我国无辜的和平居民进行冷冻、换血、换心换肝、真空减压甚至活体解剖等“实验”，每次都把人极为残忍的活生生折磨死！在整个战争期间，万恶不赦的“731部队”仅通过“细菌实验”就活活杀死了我同胞3000余人！而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占领者的袒护，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石井四郎等战争罪犯竟没有受到任何审判，至今仍逍遥法外！这笔血债，我们华夏子孙要永远牢牢记住！
　　 另外，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争期间也对我赴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甚至我国境内城市里居住的平民大量使用生物武器，毒害我国人民。尽管美国政府始终不敢承认这类事实，但如山的铁证容不得抵赖！（注）
　　 2.化学战又称毒剂战，也就是利用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来杀伤敌方人员，这种作战手段在历史上甚至比生物战的开端更早。古代的原始人为了狞获猎物，采用烟熏火燎的方法把野兽从藏身的洞穴中赶出来，这可能就是最久远的“化学战”的。随着时代的进化，“化学战”的概念和技术日趋成熟和完善。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斯巴达人在进攻雅典人据守的城防时，用掺杂了硫磺的木片蘸上沥青后点燃，用此法所产生的有毒烟雾坑苦了雅典守军，使得斯巴达人的进攻取得了胜利。1000多年以后，公元七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军队把这种战术发扬光大，并使用到对阿拉伯人军队的战斗中去，屡屡获得胜利。十六世纪以后，西方人开始规范化的研制、生产和装备这种效果奇特的化学武器，这使得化学战的技术和战术进一步完善。1900年6月，八国联军在同我国义和团作战过程中，便丧心病狂的使用了氯气弹，氯气是巨毒化学品，从来就为文明战争所禁止。这是人类近代史上第一次进行的毒气战，我国人民成为了牺牲品。在此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更被帝国主义列强广泛的应用于战场，从而使人类传统的战争观念变得面目全非。
　　　 化学武器是指以化学毒剂的毒害作用杀伤有生力量，迟滞、困扰敌方的军事行动的各种武器的总称，其作战原理是利用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对人和其它生物的毒害作用，进行大规模的杀伤。对人和生物有毒害作用的化学物质可谓种类繁多。地球上天然或人工合成的有毒物质达数10万种。而本世纪初以来，被普遍作为战剂使用过的有毒物质亦达70余钟。目前主要被某些拥有化学武器国家“优选出来”装备使用的毒剂约有十几种。
　　　 化学武器的有害毒剂按产生危害的机理可主要分为如下一些类型：　　
　　　 一、神经性毒剂类。这是危害性比较大的一种类型，它利用毒剂对人体神经系统正常功能的巨大破坏力来杀伤生命，稍稍沾染一点，就有生命危险，两小时就可致人死亡。这类毒剂主要有——GA（塔蓬）、GB（沙林）、GD（棱曼）等毒剂。
　　
　　　 二、糜烂性毒剂。该类毒剂可引起人体全身糜烂。主要品种有——“芥子气”、“路易斯糜烂性毒气”等。其中“芥子气”是威力非常强大的一个毒种。被专家称为“毒气之王”。
　　
　　 三、全身中毒性毒剂。这种毒剂是能破坏人体的组织细胞的氧化功能，从而引起全身缺氧的毒剂。主要有氢氰酸、氯化氰。中毒后会产生头痛、晕厥、肌肉痉挛，呼吸困难、恶习呕吐，大小便失禁等症状，死亡率较高。
　　
　　 四、失能型毒剂。通过刺激热的眼睛和呼吸道使人不停流泪和打喷嚏，失去正常状态从而丧失战斗力。主要品种有“CS1”和“CS2”等毒剂。
　　
　　 五、窒息性毒剂。它是伤害人呼吸系统，引起肺水肿，缺氧而窒息死亡的毒剂。主要是光气和双光气。中毒症状主要为呼吸困难，血压下降。
　　
　　 六、刺激性毒剂。这是一种能引起人眼、鼻、喉、皮肤的局部刺激为主要毒害作用的毒剂。主要有苯氯乙酮等，中毒后症状为流泪、眼痛、咳嗽、流涕、恶心呕吐等。
　　
　　 化学武器的种类五花八门，而施放方法也多种多样，可使用毒剂炮弹、毒气钢瓶或飞机投放毒剂弹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大量使用化学武器的“里程碑”。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交战中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频繁、大规模的使用化学武器，给现代战争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野蛮的“口子”。1915年4月22日，在比利时境内的依普雷，英法联军与德国军队正在激烈的交战。下午5时，德军用6000只钢瓶向英法联军的阵地毒气，在长达6.5公里宽、纵深达16公里的阵地上，先后共有5000余英法联军的士兵死亡，一万余人受伤。幸存者中有60%因无法继续服役而返乡休养，若干年后，他们当中又有一半人相继死去！
　
　　 二次大战当中，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不但大量使用生物武器，同时更丧心病狂的频繁使用化学武器。大量的犯罪事实已举不胜举。而美国侵略者不论在朝鲜战场还是在越南战场，对毒气弹的偏爱都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的行为都将被正义的人们记载到野蛮战争的耻辱薄上！
　　
　　 不论是生物武器还是化学武器，几乎都具有致死性强、面积效应大、危害时间长、难于发现预防和制作成本低等特点。因而特别受那些毫无人道的战争贩子们的青睐。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对生化武器已仇恨到了极点。早在1928年6月17日，世界上38个国家就在瑞士的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该议定书的签定，使生化武器成为国际上被严格禁止使用罪恶武器。因而，任何在此后的战争中或明或暗的使用生化武器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