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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看1980年后中国科研体系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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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8 20:56: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看1980年后中国科研体系的弊端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和医学奖。屠呦呦是我们药理学的老前辈,与我导师郭兆贵教授同龄。我1993年考上湘雅药理学研究生的时候,郭兆贵教授就一再以屠呦呦教授的事例勉励我们,他和陈修教授都高度评价屠教授的贡献。

屠呦呦教授发现青蒿素和袁隆平教授发明杂交水稻,都得益于当时科学界的“群众运动”:不迷信学术权威,群策群力。当时评价学术的标准是“实践”。袁隆平教授是在我们偏僻湘西黔阳县的安江农校发明杂交水稻的,当时地方政府非常重视袁隆平的研究,大队、生产队到处张贴野生水稻的相片,动员大家去找野生稻,我们几岁的小孩也兴冲冲地跟着哥哥姐姐们上山找野生稻。

但是1980年之后,中国的科研体制发生了质变,逐渐进入了学阀时代。检验学术的标准不再是“实践”,而是“学术黑话”(“术语符号、学术逻辑”,我曾与湘西老土匪闲聊过,知道“黑话”的一些原则)了。屠呦呦教授与袁隆平教授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就虽然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但是不符合“学术黑话”,因此两人几次被提名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但都没有被选上,一直是“三无教授”。

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如果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下,是难以申请到科研经费、发表论文的,不可能获得什么成就。

现在的年轻学者一方面没有当年屠呦呦、袁隆平那样的学术环境,难以取得突破性成果;一方面即便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也可能因为不符合“学术黑话”而被摧残在萌芽状态。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科研也同时突飞猛进,有20多位学者获得诺贝尔奖。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至今只有屠呦呦一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并且还是因为1970年代的学术成果。说明中国的科学体系确实是存在严重的弊端。

在“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口号下,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了,“群众”的研究只能算是“民科”了。于是产生了“学术包工头”,根本不懂学术,只负责拿课题、经费,但是却不用为结论负责。

中国人口学胃口好,取了 “人口”这一响亮名称,于是占山为王,垄断了人口问题。全国所有人的卵子,就抓在数百位(核心只有几十位)人口学家手上了。非常庆幸的是,没有成立“吃饭学”、“睡觉学”、“呼吸学”、“放屁学”,否则所有吃饭、睡觉、呼吸、放屁也得由专家说了算。

其实从“策”的角度,弗兰克·诺特斯坦创立人口学的目的是控制劣等人口,因此人口学有“反人类的原罪”。从“术”的角度,人口政策所涉及的学术领域非常广,人口学只是其中之一。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规模、分布、结构和变化的科学。仅就人口学来说,也并非人口学家最有发言权。人口学家的优势是人口统计学,根据现成的参数可以进行人口预测。其实一个高中毕业的人培训几个月,人口统计学水平就会比大多数人口学家要高。而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很多,人口参数的确定,涉及到经济、社会、医学、民俗、心理等众多学科,人口学家的知识几乎是空白。将人口政策交给人口学家,相当于将千钧重担由几根小木棍来承担一样。

过去十多年的人口变化被我一次次不幸言中,但是由于我不依照人口学家的“学术黑话”,因此我的观点一致被排斥。如果要求画一个圆,我用手画了一个圆,可能边缘有些毛糙,但毕竟是一个圆;而主流人口学家用复杂的程序画圆,边缘光滑(符合学术规范),但是由于参数设置错误,画的却是一个漂亮的三角形。那么到底是要追求“圆”,还是追求“边缘光滑”?

蔡昉曾是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现在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在官方和公众眼里,是顶级人口学家,因此这次国家发改委的《“十三五”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的课题由蔡昉中标。其实蔡昉根本不懂人口预测,只是“学术包工头”,给他现成的参数,他也不会预测,更加不会确定生育率等人口参数了。2012年他领衔的“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完成的那份恐吓性报告(预测全面二胎后每年会出生4700多万人),其实是没有参与署名的“学术临时工”完成的,以至于署名的那些“包工头”们后面吓坏了,个个不敢承认(但当初却敢署名)。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据说是普遍现象。这就是中国的决策体系和学术体系!


二、中国人口学采纳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黑话体系”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坦承:“须知碗中肉,常赖嘴定夺”,“苟且偷生真要义,理直气壮说假话”。中国人口学是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下成立的,联合国人口基金累计给中国提供了两亿多美元的“赞助”。因此,中国人口学的学术标准完全采纳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黑话体系”,比如蔡昉、郭震威的《“十三五”国家人口发展总体思路研究报告》为“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项目”,“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监督”。中国人口学的预测结果与联合国的预测完全一致。

中国人口普查显示2000年、2010年生育率只有1.22、1.18。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说中国2000年的生育率有1.8,中国人口学家不敢说只有1.5;联合国人口基金说中国2010年的生育率有1.6,人口学家不敢说只有1.3。联合国2003年前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达到14.5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也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达到14.5亿。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版》预测中国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14.53亿的峰值,在2050年还有13.85亿;国家卫计委2013年预测单独二孩政策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到2050年为13.85亿;蔡昉、郭震威的《“十三五”国家人口发展总体思路研究报告》预测现行单独二孩政策下,中国人口在2031年达峰值14.5亿人,2050年还有13.82亿。国家卫计委、蔡昉的预测与联合国完全一致。

联合国预测中国总人口在2028年达到14.16亿的峰值,2030年为14.16亿,2050年还有13.48亿。2015年10月0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新任所长张车伟在新华社《瞭望》杂志发表文章《“十三五”人口战略顺势调整》(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07/c_128293192.htm),预测现行政策下,中国总人口将在2026年左右达到14.13亿左右高峰,2030年为14.09亿,2050年下降为13.00亿。张车伟的预测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版》的预测又基本一致。

其实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毫无信用可言,比如2010年版认为中国1995-2000年的生育率为1.8,2012年版认为只有1.56,2015年版又改口说只有1.48;2012年版预测中国2014年总人口为13.9378亿,但是2015年版认为中国2014年总人口只有13.6944亿(国家统计局公布为13.6782亿),在每年人口变量只有几百万的情况下,3年的预测就相差2434万人。可叹的是,中国人口政策仍然被联合国人口基金牵着鼻子走!

联合国2015年版的预测是建立在“2015-2050年的生育率为1.59-1.74”的基础上的,张车伟的预测也是建立在生育率在1.45-1.55的基础上的。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3年、21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近年的生育率只有1.1左右,中国在继续现行政策下,生育率竟然能够达到联合国和张车伟所预测的水平?可见联合国和张车伟的预测是何等荒谬!中国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如张车伟所建议的那样只放开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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