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东亚海域地缘政治变迁与天津镇、登莱镇的建立
晚明东亚海域地缘政治变迁与天津镇、登莱镇的建立发布日期：2016-03-02 原文刊于
赵现海
引子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亚海域与地中海一东一西，分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都形成不同文明环绕的地缘格局。但从历史地位上来看，东亚海域是远远比不上地中海的。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三大洲不同文明不断争夺这一核心地区，相互之间维持了长期来看势力大体均衡的国际格局，推动了不同文明的竞争与内部发展。
与之不同，东亚海域长期呈现中国一家独大的历史局面，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诸国对中国的威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非常小的。正是鉴于海洋势力对中国威胁较小，加之北方民族一直是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的力量，因此中国古代便长期保持了重视西北陆疆，轻视东南海疆的边防政策。
不过这一地缘政治格局自晚明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明确提出以朝鲜为跳板，“直入大明国”的侵略计划，发动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甚巨的“壬辰倭乱”，成为东亚海域地缘政治逐渐走向均衡、竞争之重要推力。晚清以后，伴随西方列强进一步进入东亚海域，这一地区遂成为多种力量争夺的核心地区。当前东亚海域的地缘政治格局尤为复杂而均衡，其中充满了种种矛盾，是21世纪将会对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地区。
本文的目的，便在于讨论面对“壬辰倭乱”，晚明中国对东亚海域的加强经营，及其历史特点，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展开一定的尝试。
一、明代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打破
中国古代汉民族面临之威胁由于主要来源于亚洲内陆草原民族，因此边疆开拓基本呈现围绕陆疆展开之格局。与之相比，东亚海域，主要是朝鲜、日本等国，由于力量弱小，并未对中国构成实质性政权威胁，因此虽然亦是古代东亚以中国为主导之朝贡国际秩序重要成员，但中国对其经略基本是在西北陆地边疆大体完成之后。这在中古以前，即秦汉、隋唐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而，中古以前，中国边疆经营体现出重陆疆、轻海疆战略次序与选择。
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别，根源于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前，海洋对于世界文明之意义远不及陆地，主要尚是人类文明阻隔而非交通地带。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在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基础上积聚、演变而成，因此呈现出浓厚陆地农业特点，在边疆开拓上呈现止于农业边疆特点，对于四周不适于大规模农垦之环境空间缺乏殖民兴趣，这是中国古代边疆开拓与近代殖民主义根本相异之处。因此之故，大体看来，中国古代边疆开拓在汉民族基本占领较为适宜农业地带后，便呈现出止步不前、防御为主特点。西北边疆虽然不是典型农业地带，但仍是较为粗放农牧经济可以长期推行之过渡地带。无论出于开拓农业地带，抑或削弱游牧力量，中国古代汉民族皆将边疆重心长期定位与此。与之不同，东亚海域国家基本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虽然自古便有密切之经济、政治交流，但却非汉民族推广农业、消除威胁目标重心。
其中朝鲜半岛稍有不同。朝鲜半岛以鸭绿江为限，与中国东北隔河相望，是中国隔断内陆亚洲与东亚海洋中间地带，避免形成亚洲内陆、东亚海洋相互连接之势的重要工具；更是阻止东北亚海洋力量，尤其日本进入中国北部边疆战略前沿。因此朝鲜半岛历来是中国与日本争夺之中间地带，中国秦汉、隋唐、明清屡次不惜成本控制、援助朝鲜，根源皆在于此。因此，朝鲜半岛可视为核心边疆附属地带。壬辰倭乱之中，给事中张辅之奏：
朝鲜为我藩篱，救朝鲜所以自为捍御计耳。盖国家建都北平，京师其腹心，蓟镇为肩背。从此而西至青海、玉门，延袤八九千里，是右之肩背，长而环抱颇固。从此而东至辽左、鸭绿，逶迤仅二千里，是左之肩背，短而环抱亦疏。兼之岁苦虏患，痿痹不仁，所恃朝鲜固外卫，而消内忧可坐视而不竭力以拯其难乎？[①]
虽然中国古代呈现重陆疆、轻海洋战略格局，但伴随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政治重心逐渐南移；两宋边疆开拓、商路贸易在亚洲内陆受到阻断，开始更大规模地经营东南边疆、发展海外贸易，中国政权对于东亚海域经营亦在逐渐加强。明朝与以往中国政权不同，统一战争中伴随大量水战，比如朱元璋军队与陈友谅军队鄱阳湖水战，因此明朝初年水军实力十分强大。洪武二十六年（1393），洪武二十六年，“辽东都指挥使司奏：谍知朝鲜国近遣其守边千户招诱女直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寇辽东。”朱元璋严旨斥之。
近者尔国入贡，复以空纸圈数十，杂于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诚，果如是乎？尔之所恃者，以沧海之大、重山之险，谓我朝之兵，亦如汉唐耳。汉唐之兵长于骑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为难。朕起南服江淮之间，混一六合、攘除胡虏，骑射舟师，水陆毕备，岂若汉唐之比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由渤海，陆道辽阳，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当之。[②]
即明初中国实具有直接控制东亚海域之军事力量。不过朱元璋在边疆开拓上既有“小农政治意识”，并不以武力拓边为主旨，对于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农业之东亚海域，并未有开拓热情。因此，不仅借鉴前代历史教训，仍然止步于在朝鲜半岛保持宗主权，而且甚至鉴于倭寇侵扰现实，将之撇除于朝贡贸易之外，通过隔绝手段，以消除其威胁。对于越南之态度也是如此。可见，明朝在最初拥有强大水军力量的前提下，在东亚世界各国普遍发生内部动乱之时，并未积极经营海洋边疆。朱棣在积极进攻蒙古、南下东南海洋之时，同样在拥有强大海军前提下，对于控制东亚海域缺乏兴趣。嘉靖以后，与北部边疆蒙古、汉人相结合，大规模进攻明朝，形成“北虏”问题相似的是，南方海域也出现日本武装浪人与中国走私势力相结合，势力强大、为祸甚巨的“倭寇”组织。[③]经过二十余年作战，明朝始大体解决了“南倭北虏”大规模威胁。但来自东亚海域的威胁最终改变了明朝历史的走向。
万历二十年（1592），东亚海域发生的“壬辰倭乱”国际大规模战争改变了整个东亚历史进程。日本隔东海与中国相望，隔对马海峡与朝鲜向往，是太平洋岛国。日本居民基本是由中国大陆东渡、迁移形成。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亚洲内陆东端草原－森林交界地带的通古斯民族。元、明之际，日本正处于内乱频仍的“战国时期”，大量武装浪人进入东亚海域，成为威胁中国与朝鲜的“倭寇”。其中尤以明朝嘉靖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居民与倭寇联合形成的“倭患”形成最大，以至于与“北虏”问题成为威胁明朝政权的同等大事。16世纪晚期，关白丰臣秀吉完成了对日本的统一，虽然天皇仍为君主，但丰臣秀吉实已掌握大权。“其国尊其天皇，秀吉以下皆臣事之，而国事皆统于关白。天皇尸位，而礼事尊奉仪章有别，如奉浮屠。关白云者，取霍光传凡事皆先关白之语。故号秀吉为大将军，不得称王。其后称大君。以天皇本称国王殿故也。其接我使也，许乘轿入宫门，笳角先导，陛堂行礼。秀吉容貌矮陋，面色皱黑，如猱玃状，深目星眸，闪闪射人，纱帽黑袍，重席而坐，诸臣数人列侍。”[④]从而开始推出国土扩张计划。朝鲜官员柳成龙称：“用兵平定诸岛，域内六十六州合而为一，遂有外侵之志。”[⑤]作为丰臣秀吉进占亚洲大陆的支点与跳板，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军队兵锋所及的首当其冲者。朝鲜使者从日本回国之后，便向朝鲜国王表达了日本必来进攻的信息。“回泊釜山，（通信使黄）允吉驰启情形，以为必有兵祸。既复命，上引见而问之，允吉对如前。（金）诚一曰：‘臣则不见如许情形。允吉张皇论奏，摇动人心，甚乖事宜。’上问秀吉何状，允吉曰：‘其目光烁烁，似是胆智人也。’诚一曰：‘其目如鼠，不足畏也。’盖诚一愤允吉等到彼，恇忇失体，故言言相左如此。时赵宪力攻和议，策倭必来，故凡主允吉之言者，皆以为西人失势，摇乱人心，区别麾斥。以此中廷不敢言。柳成龙谓诚一曰：‘君言故与黄异，万一有兵祸，将奈何？’诚一曰：‘吾亦岂能必倭不来，但恐中外惊惑，故解之耳。’”[⑥]而事实上日本很快便致书朝鲜，表达了进攻的明确意图。
日本国关白奉书朝鲜国王阁下，雁书薰读，卷舒再三。吾国六十余州，比年诸国分离，乱国纲，废世礼而不听朝政，故予不胜感激。三四年之间，伐叛臣，讨贼徒，及异域远岛，悉归掌握。窃谅余事迹，鄙陋小臣也。虽然余当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输入怀中。相士曰：“日光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仁声，四海蒙威名者，何其疑乎？”依此奇异作，敌心自然摧灭，战必胜，攻必取，既天下大治，抚育百姓，矜闵孤寡，故民富财足，土贡万倍千古矣。本朝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临盟。余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方物如目录领纳。且至于管国政之辈，向日之辈皆改其人，当召分给。[⑦]
由此可见，日本最初进攻朝鲜之目的，并不限于占领朝鲜半岛，而是为全方面进攻中国做准备。对于日本的这一作法，朝鲜明确拒绝，但日本却仍坚持其基本立场。“诚一见书辞悖慢，不称殿下而称阁下，以所送礼币为方物领纳。且‘一超直入大明国，贵国先驱’等语，是欲取大明而使我国为先驱也。乃贻书玄苏，譬晓以大义云：‘若不改此书，吾有死而已，不可持去。’玄苏有书称谢，诿以撰书者失辞，但改书殿下礼币等字，其他慢胁之辞，托言是入朝大明之意，而不肯改。诚一再三移书请改，不从。”[⑧]
在这一时期，日本之所以敢于打破明朝主宰的东北亚朝贡体制国际秩序，根源于日本经济扩张的需求与明朝在蒙古、女真压力下的财政困难与边疆收缩。“（倭使玄苏密语诚一曰：‘中朝久绝日本，不通朝贡，平秀吉以此心怀愤耻，欲起兵端。朝鲜若先为奏闻，使贡路得通，则必无事，而日本之民，亦免兵革之劳矣。’诚一等谕以大义不可。苏又曰：‘昔高丽岛元兵击日本，以此欲报怨于朝鲜，势所宜然。’”[⑨]可见明朝建国以来，对日本采取的杜绝朝贡的政策，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明显影响。日本在国家统一之后，力量壮大，谋求开拓生存空间，遂首先致力于向东北亚扩张。对于日本的进攻计划，朝鲜决定向明朝如实奏报。
四月朔丙申，上御朝讲。诸臣将退，上谓大司宪尹斗寿曰：“欲与大臣及备局诸宰臣密议倭情，都宪有计虑，虽非当预，可无退。”遂以倭情奏闻天朝当否议之。大臣以下皆难之。斗寿曰：“事系上国，机关甚重。殿下至诚事大，天日在上，岂可隐晦。臣意当直上闻为是。”李山海曰：“正恐奏闻后，天朝反以我通信倭国为罪故也。”兵曹判书黄廷彧如斗寿议，余如山海言，不决以罢。后日更议，上断以奏闻为是，大臣亦不敢贰。[⑩]
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迅速占领朝鲜半岛大半土地。明神宗鉴于“朝鲜奉正朔二百余年，若一旦轻弃于倭，则九夷八蛮何克来威来震”，为维护明朝在东亚朝贡贸易国际秩序，遂决定援助朝鲜。在此后长达七年的战事中，明朝从北部边疆抽调大量兵力，并耗费大量财政，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却造成北疆空虚、财政匮乏重大问题，客观上促成了东北边疆女真兴起与西北边疆民众叛乱，明朝政权亦最终灭亡于此。
明朝为应对“壬辰倭乱”，除派遣军队直接参与战争之外，尚加强东部海疆防御体系建设，在“壬辰倭乱”背景下，明朝在东亚海域，建立了天津镇、登莱镇，加强经营。
二、天津镇的建立
天津地处北京南部，控遏渤海，不仅是明代海运枢纽地区，而且是将南方物资转运至九边长城中转地点。朱棣实施迁都北京计划同时，亦设立天津卫。“设天津卫。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此后又增置左、右二卫。土木之变后，明朝亦在天津推行镇守制度。“命都指挥佥事李端往天津三卫镇守操备。”但天津镇守实在多数时间居于通州，以至于成化年间“都督陈逵镇守，而居于通州，未尝一至其地”。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发动对朝鲜的进攻，明朝鉴于东北亚军事局势变化，遂加强沿海地带防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明朝鉴于天津在东北海疆中的居中核心位置，加强文武两种系统的措置。
但天津系畿辅门庭，至山海关仅八百余里；而登、莱为中原襟带，南至淮安运河口三千余里，又山以东、江以北之藩蔽也。承平以来，沿海卫所单弱，处处滨海，在在宜防。万一倭奴乘虚而入，内无控扼，外无声援，中州、畿辅不无震动。天津虽迩蓟镇，山东原有巡抚，终难遥制，莫若添设备倭抚臣一员，弹压天津、登莱，据险练兵，因而留屯，无警周巡，有警策应。而衙门略近天津，以示特重根本，则南可以防中原，北可以壮神京，东障海岛，而山海、鸭绿等处，声息易达，此实内防之最不可缺者。
总督蓟辽蹇达揭报倭犯朝鲜，辽左戒备，乞将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总管二镇兵马。从之。
即保定总兵临时东移至天津。不仅如此，明朝还专门设置天津海防副总兵官。“以提督京城巡捕署都督佥事宋三省充协守保镇天津海防副总兵官。”即海防副总兵官拥有独立镇守天津职权。万历二十四年，“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奏议天津卫添设总兵一员，以防海路。下所司。”万历二十五年，阁臣张位再次建议于天津设置总兵官，“专治海上事务，续调水兵，俱属管领，与旅顺、登莱、淮扬声势联络，以振军威。”获得了神宗的同意。“上命周于德充提督天津登莱旅顺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明朝遂在渤海湾构建了军镇防御体系。
肖立军、张丽红指出万历四十七年前后，明朝添设天津总兵官，天启元年六月给予关防，属于镇守总兵。天津总兵官镇守之地并不限于天津一地。“宣府总兵张继先以原官充总兵官，镇守天津等处地方。”天启二年，天津实已裁废总兵官，再设副总兵，王绍勋充任此职。副总兵仍为“协守”名义。“命铸协守天津副总兵关防，给副总兵毛有伦。”天津虽未保持总兵官之设置，但仍被时人视作军镇。总督仓场户部尚书李宗延便疏称“天津一镇”。崇祯年间，明朝再于天津设置总兵官，其中王洪便曾充任此职。倪元璐在《覆奏并饷疏》中，亦列出天津镇。总之，天津镇设于天启元年，其间一度裁废，崇祯年间复置，是九边二十三镇之一。不过由于天津系出于海防而设，并未修筑长城工事，因此时常不被列入军镇行列。
直隶巡按王道直进呈《阅边图册》，帝以天津一镇亦在阅视之区，而图册不载，是何因由，著行据实奏明。道直言：“自山海至保镇，延袤凡三千里。臣于查点军马之外，如裁补过树株、创设过炮台、挑浚过濠堑、修补过边墙、铲削过偏坡等事，皆指边口言之也。天津镇原属腹里平衍之地，无偏坡、壕堑、边墙诸事，向来并无创举，所以前关差奏缴，无论三年大阅与岁巡之差，其所画边图、所开事迹，止及蓟、昌、保三镇，而不及于天津。历年节呈御前可覆。而按臣照查往例，缮造图册开报，遂不获缀天津于蓟昌保之后。至于今岁二月，巡阅天津兵马，目击登寇叛逆津门，患切震邻，已有津门为扼要之地一疏，所言沿海要口等处当创筑炮台，多设大炮，以备邀击，即贼或航海而至，亦使不得登岸。……”帝谓：“天津海防重镇，一应兵马、钱粮重要军务，自当与各处一体查饬。……”
三、登莱镇的建立
山东半岛是中国大陆伸入东亚海域突出之地，岛屿众多，“登州三面距海，去城三里许，惟西南地接莱州府。海中浮岛不可殚述”，是山东半岛与东海之结合部。不仅是中国北方海洋经营战略前沿，而且与辽东镇隔海相望，是明朝控制渤海湾，构建京东海防体系南部支点。顾炎武便称：“登州备倭之设，祖宗为京师，非为山东也”，“故论京师，则登州鼐大门，而天津第二门也，安得不于登备之”。明朝建立后，对于山东半岛之军事定位，一为支援辽东镇，比如山东粮食、棉花经登州运往辽东。“登州府每岁转运绵布，赴辽东都司，给赐军士”。二为负责防御倭寇。明朝在山东沿海之地广建卫所。“山东缘海设十卫、五千户所，以备倭寇。其马步军专治城池、器械，水军专治海运。”其中便包含半岛北部之登州卫、莱州卫。朱元璋将其定位为控制东亚海域之前沿地带。“改登州为府，置蓬莱县。时上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遂割莱州府文登、招远、莱阳三县，益登州为府，置所属蓬莱县。复以青州府之昌邑即墨、高、密三县补莱州府。”明朝从而在这一地区重点布防。
乙酉，山东都指挥使周房言：所属宁海、莱州二卫东濒巨海，途岸纡远，难于防御。近者审择莱州要害之处，当置八总寨，以辖四十八小寨，其宁海卫亦宜置五总寨，以备倭夷。诏从之。
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及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奏：“比者，登州卫指挥戚珪言山东之地缘海，洪武中置十卫五所分守其地。今都指挥卫青以诸卫所官军三千八百人俱于登州备倭。而倭寇往来之地，城寨空虚，乞调还各守其地。诏臣等计议，宜如珪言为便。”
都指挥卫青奏：“昔奉太宗皇帝制谕，令统领备倭，不得分散势力。今其所议有乖前旨。兵部请仍令山东三司及巡按监察御史与青会议。”既而，都指挥同知王真等奏：“青原领捕倭马步官军通三千八百四十余人，除登州诸处往来操备外，每岁至夏分戍即墨等三处。今议官军宜令常于其地操备，更不聚于登州。如有警急，互相应援。仍令青总督其事，所用粮草皆于旁近州县应纳官者给之，庶势力不分、军民两便。”从之。
并于登州以北海域沙门岛重点置防。“山东都指挥使司奏：登州卫沙门岛乃朝鲜、辽东往来冲要之处，守备仅七百余人，寇至难以防御，请益兵。命以五百人益之。”嘉靖初年，登州已设“备倭”武将，以都指挥级别武将充任。由于登州海岛众多，不便控制，明初曾采取内迁渔民政策。“刘公岛，在县北九十里海中，岛中多林木。旧有辛、汪二里居民，国初，魏国公徐辉祖徙之近郭，今其居址尚存。”但在明中后期仍然逐渐成为逃民聚集之所。“若沿海岛屿环抱，可为天造之险，亦为逋逃之薮，利害等也。”隆庆时期，为控制流移山东半岛缘边海岛之辽人，明朝开始加强对沿边海洋之控制。
山东守臣言：“青、登、莱三府海岛潜住辽人，辽东累年勾摄，既不可得，而山东虚文羁縻，终非永图。臣等博博群策，有安集之议七焉。一定分管。青州诸城县分管斋堂岛，莱州府胶州分管灵山岛、竹槎岛，即墨县分管福岛、大管岛、小管岛、田横岛，掖县分管芙蓉岛，登州府文登县分管刘公岛，宁海州分管崆峒岛、青岛、宫家岛，蓬莱县分管沙门岛、长山岛、大竹岛、鼍矶岛、黑山岛、小岨岛，黄县分管桑岛。三府共二十岛，辽人附居者皆籍而抚之。一严保甲。大岛每十家为一保，保有长，仍立一总保、副保，以约束诸保长，小岛止立一保长，朔望诣州县受事，岁报户口之数。一收地税。今各岛见耕地八千三百八十六亩，宜比寄庄事例，亩量税银五厘，每岁十月各送保长输官，以充巡察海道、备倭都司修船之用，新垦者续报，敢匿者罪之。一查船只。各岛辽人渔贩船只，大则税银二钱，小则一钱二分，各输州县，以充修船之用。敢有擅用双桅远泛海洋，或近高丽者，罪无赦。一平贸易。辽人既为编氓，一切贸易宜与土人彼此均平，禁不许入夜私交，以生他衅，亦不许货违禁物。一专责成。安辑抚绥，当责成海道及都司，乃有统纪，必明法令，毋务姑息。一修哨船。往时海道及都司同处登州城，各有哨船，故各岛流人，望风远避。今海禁日弛，乞将臣等所造海鵰船十艘、辽船八艘，饬后人修理毋坏。一杜续逃。各岛安插既定，辽人避事，必有续逃者。宜令辽镇重禁金州等处人，毋复越海。”上从之。
虽其政策指向仍为内向控制，而非外向开拓，大体仍可视为陆地农业控制模式之延伸，而非海洋航行管理模式之发生，但毕竟加强了对沿海区域之管理，相应属于明朝边疆政策之“新生点”。
万历后期，登州、莱州皆已设分守参将。登、莱二地战略地位上升之契机是“壬辰倭乱”的爆发。“万历二十年，因倭寇朝鲜，调集南北水陆官兵防海，登遂为重镇，与诸边等。”“壬辰倭乱”中，部分从东南沿海调遣之“南兵”亦经登州运往朝鲜战场。“总兵李承勋上言：登州原募南兵，业已练成节制。乞许带往朝鲜，以充标卒。……部覆许之。”万历二十五年，“上命周于德充提督天津登莱旅顺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
至迟在万历四十七年，登州已设副总兵。肖立军指出天启元年（1621），明朝则已设置登州总兵官。“初（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守登时，尝建议登、辽当相联络，欲令登州总兵于春秋二汛，会同辽东总兵合操于旅顺、皇城之间，使登兵、辽兵技相习、貌相识、心相和，缓急可互相策应。”《明熹宗实录》亦明确记载“以副总兵沈有容升署都督佥事，充总兵，驻登州。”登州遂与莱州相结合，形成登莱镇。“铸登莱防海总兵官关防给沈有容。”“自奴酋发难，建三方布置之局，开镇登、莱。”“天启改元，辽、沈相继覆。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议，以陶朗先巡抚登莱，而擢有容都督佥事，充总兵官，登莱遂为重镇。”即天启元年，明朝建立登莱镇。时人称之为“登莱镇”或“登镇”。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称：“自榆关以东及天津、登莱二镇。”“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又言登抚未可遽裁，登镇仍当早计。……”倪元璐《覆奏并饷疏》中，亦列有“登镇”，即登莱镇。
鉴于辽东与女真战事，明朝遂改朝鲜贡道于登州。“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从朝鲜国王李珲之请也。”鉴于辽东战事吃紧，登莱镇军队遂承担其保障渤海通道职责。总理辽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称：“今登州总兵沈有容新议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剿，如遇运艘经过，便当拨兵防护，期保无虞。”军队多数并不驻防本地，而是应援辽东战事。“兵部尚书王之臣覆：巡抚登莱李嵩疏奴难之初，登州原集重兵，足称雄镇。顷以逆虏犯朝鲜，东师孤注，于是尽撤防汛兵舡，从事海外。……”有鉴于此，明朝又从莱州增调兵力、防御此地。
天启五年，针对辽东战事情形，明朝对渤海防御体系加以整合，在旅顺归属问题下展开讨论。
登莱巡抚武之望疏陈海外情形及防御机宜：论地势，则旅顺与登州相近，而与东镇差远；论人情，则旅顺与东镇相宜，而与登州稍疏。若欲专属东镇，当令毛帅选将分防于旅顺并各岛之间；若欲专属登州，请罢东兵，令其专守东南，而登镇之兵选将分防，一如前例。从前议，则登镇止应设副将一员，驻扎登州，与道臣共弹压；外设参游或守备一员，驻皇城岛为接济。而抚镇二臣驻扎于大海之南，兵马无多，缓急难就，似应裁革。从後议，则旅顺口应添设参游或副将一员为主将，而东西诸岛量添守备四五员，以为分防协守之助。而镇守时出皇城岛为接济。此两策者，总听斟酌也。诏户、兵二部确议具覆。
结果便是旅顺归登莱镇管辖。登莱镇借此控制了渤海海峡南北通道，从而将北京东部海防体系连为一体，形成封锁渤海湾、接济辽东镇、拱卫北京城格局。
兵部覆登莱巡抚武之望疏，言：登镇距三韩一大海，为东镇接济则易，为三方并进则难。向来当事者，多侈大其词，以勤庙堂之东顾。抚臣不言防内侵，不言可进战，而以牵制自居，一何料敌审而持议平也！事在牵制，则皮岛与旅顺左右犄角焉。若论事权之专一，属旅顺于东镇，非不称便，然筑城而毛文龙不能协力，丧师而文龙不能救援，鞭虽长有难及矣。而自登至旅顺，缩言之者曰七百里，（王）纾言之者曰千余里总之风顺一日夜可达。盖以形势论，旅顺为辽左四卫之咽喉，登莱、天津之门户，无旅顺则东镇之转输无从出海，朝鲜之贡使无由出途。登莱与虏比邻，亦有不安之势，是旅顺不可不固守也。以调度论，旅顺距东镇远而险声闻，虽可相通，缓急必难相拯，距登莱近而便兵将，易于责成，粮糈易于接济。且挑浚南关，非登抚不能任，华夷界口非登镇不能防，是旅顺应属登州必然之画也。今已设游击一员，专守旅顺，当专属登抚节制。其分岛各官，听登抚择人分布，咨题授职。南关堡挑濬听登抚择人，严阵架梁，相机兴工，无蹈前辙。……上是之。
朝廷接受了这一主张。但此前明朝已命东江镇张继善戍守旅顺，毛文龙“移张继善等四员，特来驻防，在张攀势难与争，自应拱手逊避”。从而形成两镇相争局势。兵部采取骑墙态度、折衷其制，形成“初云禀成登抚，又云听毛文龙节制。傥一事而禀成者曰可，节制者曰否，令任事者安所适从？是教之贰也”矛盾局面。最终，明朝在旅顺地区南北分界，实行二镇分管之制。登莱巡抚李嵩疏言：“今岁汛地与往岁不同，旅顺归之东镇毛文龙委官防守，皇城、龟矶等岛听登镇督兵防守，南北分界，制御各异。”
结论
在古代东亚历史上，东亚海域长期处于中国一家独大，缺乏均衡竞争的格局。在这一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逐渐形成以北方陆疆为战略重心，而轻视东亚海域的历史传统。在“壬辰倭乱”冲击之下，面对东亚海域地缘政治的变化，明朝加强了对海疆安全的关注，不过这以经营都不是为了拓展海疆，而是为了从海洋方面，拱卫京师与辽东的安全，体现了防御为主的特征，设立天津镇、登莱镇。天津镇尤其登莱镇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晚明中国对渤海、黄海的有效管理。
——原载《国家航海》第11辑，2015年。
﹡作者简介：赵现海（1978-），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是明代边疆史。
[①] （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三二八，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6072－6073页。
[②] （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八，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壬辰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324－3326页。
[③] “倭之来，盖漳、泉人导之。初犹附倭而张，其后则漳、泉间人自为蟊贼耳。”（明）蔡献臣撰，厦门市图书馆校注《清白堂稿》卷一七《盗贼志》，厦门，厦门大学图书馆，2012年，第866页。当代研究参见李洵《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3页。
[⑤] [朝鲜]柳成龙：《惩毖录》卷一，载《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下），朝鲜史料丛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72页。
[⑥]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4页。
[⑦]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4－1535页。
[⑧]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5页。
[⑨]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5页。
[⑩]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五《辛卯二十四年》，第1535－1536页。
（明）徐希震：《东征记》，清版本，藏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
关于“壬辰倭乱”对明朝辽东镇经营之影响，参见王非《明代援朝御倭战争与朝鲜的“再造之恩”意识》，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三六，永乐二年十一月己未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628页。
《明太宗实录》卷三七，永乐二年十二月丙子条，第632页；卷六一，永乐四年十一月甲子条，第882页。
（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冬十月乙亥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653页。
（明）徐溥等：《明宪宗实录》卷八九，成化七年三月乙酉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728页。
（明）赵志皋：《内阁奏题稿》卷六《请设监军抚臣》，载夏勇点校《赵志皋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9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八，万历二十年五月庚辰条，第4620－4621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五四，万历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条，第4726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九八，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甲辰条，第5581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壬辰条，第5866－5867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戊申条，第5875页。
肖立军、张丽红：《明代的天津总兵官》，《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
《明熹宗实录》卷二一，天启二年四月辛巳条，第1065页。
《明熹宗实录》卷二七，天启二年十月癸未条，第1379页。
《明熹宗实录》卷三三，天启三年四月壬戌条，第1681页。
《明熹宗实录》卷三四，天启三年五月丙午条，第1764页。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四八《徐从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433页。
（明）倪元璐：《倪文贞集》卷八《覆奏并饷疏》，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0页。
（清）佚名：《崇祯长编》卷六O，崇祯五年六月辛卯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461－3463页。
（明）顾炎武：《肇域志·山东·登州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9页。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第1116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O三，洪武九年春正月癸未条，第1738页。
《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正统二年三月乙巳条，第561－562页。
（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九九，宣德八年二月甲辰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2226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O二，洪武八年十一月壬午条，第1724页；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壬辰条，第799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O六，洪武九年五月壬午条，第1768页。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乙酉条，第3244页。
《明宣宗实录》卷一O六，宣德八年九月丙午条，第2368页。
《明太宗实录》卷九六，永乐七年九月辛卯条，第1275页。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嘉靖三年二月丙申朔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895页。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文登县》，第948页。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第937页。
（明）张居正等：《明穆宗实录》卷六一，隆庆五年九月丙寅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480－1482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六，万历二十三年六月戊辰条，第5313页；卷四O八，万历三十三年四月己酉条，第7608页。
《肇域志·山东·登州府》，第953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三，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乙丑条，第6162－6163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四，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戊申条，第2875页。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七，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己巳条，第11247页。
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7页。
（明）温体仁等：《明熹宗实录》卷一O，天启元年五月癸丑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514页。
《明熹宗实录》卷一O，天启元年五月己未条，第528页。
《明熹宗实录》卷一一，天启元年六月甲戌条，第547页。
（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注《牧斋初学集》卷五三《山东青登莱海防督饷布政使司右参政赠太仆寺卿谭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1328页。
《明史》卷二七O《沈有容传》，第6939页。
《明熹宗实录》卷一一，天启元年六月己卯条，第559页。
《明熹宗实录》卷四二，天启三年十二月壬辰条，第2178页；卷五七，天启五年三月壬戌条，第2626页。
《倪文贞集》卷八《覆奏并饷疏》，第290页。
《明熹宗实录》卷一三，天启元年八月甲午条，第680页。
《明熹宗实录》卷三二，天启三年三月癸卯条，第1640页。
《明熹宗实录》卷八四，天启七年五月乙亥条，第4071－4072页。
《明熹宗实录》卷五七，天启五年三月乙卯条，第2611页。
《明熹宗实录》卷五八，天启五年四月癸未条，第2668－2670页。
《明熹宗实录》卷六一，天启五年七月甲子条，第2880页。
《明熹宗实录》卷六一，天启五年七月己酉条，第2867－2868页。
《明熹宗实录》卷七O，天启六年四月乙卯条，第3347页。
页:
[1]